但未来经济继续发展
2020-01-14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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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河南频道7月3日讯中国经济周刊报道:“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这个著名命题,就像是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

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耕地资源中,70%属于中低产田,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耕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酸化等问题比较严重,由此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每次参加浙江省人大会议,其他行业的人便会问,“老马,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马荣荣说,一亩利润700块钱。他们很惊讶,怎么才这么一点?“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而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随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从最肥沃的鱼米之乡变为最发达的工业城市群,中国粮食的主产区逐渐集中到了北方。辽阔的黑龙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辽宁辽河出海口等地区,承担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土地失控!”马荣荣说,这是当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这对我们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来?现在看来,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李国祥说,土地和水资源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农业产量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区有大量的耕地,却缺乏水资源。例如新疆,我们现在把新疆当做后备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却很难。”

李国祥最后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上。“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来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尽量地少占耕地,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李国祥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相对而言,土地污染最为严重的是长三角、珠三角;黑龙江的污染最小,大米最为安全,那里的工业不发达,外资不好引进;河南、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这些年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工业化冲动最强。“那些中部省份的粮食主产区很多都在暗地里引入污染的工业。当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部省份如能及时制止引进污染工业,还来得及改变现状。”

像吉林这样的粮食主产省,全国一共有13个,下辖800个粮食主产县。

人与地的关系紧张,是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

徐小青指出,“关键还是决心问题,如果下决心一定要保住(18亿亩红线),还是能保得住的。”

活在“谁来养活中国”阴影下的中国农业从业者,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粮食安全的出路。

但在李国祥的长期调研中发现,地方的环保部门与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若超标排放,罚完款之后继续排,执法部门则以罚款支付工资,解决经费问题。“我到广东的一个乡镇调研,乡镇下面的环保政策执法部门一共有30多人,哪有这么多预算养活他们,就是靠罚款过日子,养活政府官员。”李国祥说,“农业部门关心的是粮食产量,只要产量能保证,其他的则次之。”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耕地总数不足18.26亿亩,已接近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发达国家的1/4。

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大粮商被简称为“abcd”,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么地方是大粮仓,就在什么地方建仓库、建码头,物流中心建起来,当地农民增加的粮食产量就归它了。于是,他们掌握了粮源、掌握了贸易、掌握了价格。而我们非要自己去买地租地。”

然而,在过去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保住18亿亩红线一直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李国祥不无担忧地说,如果粮食主产区也像经济发达地区一样,普遍地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对工业发展的冲动,以中部省份为最。为什么要搞工业化,为的还是税收,当然,另一方面也为了提供就业。”李国祥说。

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守住18亿亩还进口那么多,不守住18亿亩会是什么样?”陈锡文反问。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王红茹 实习生 李雪 | 北京报道

首先,全世界粮食供需矛盾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即使中国有钱,将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粮食贸易量全部买回来,也不够吃半年,自己不解决怎么行?”陈锡文说。

联合国对耕地有一个警戒线,人均耕地低于0.8亩的时候会发生生存危机。但目前,全国2000个左右的县里,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

然而,即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陈锡文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

5月末,从河南南阳开始,40多万台“铁麦客”(小麦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上路,一路向北开进,直至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大兵团作战进行粮食收割。每年如此,一直持续到8月。

“保住18亿亩红线,这是一种理想,但能不能保住,这要打一个问号。”浙江省宁波市一位要求匿名的农业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并不太乐观,“失去的都是粮食生产条件最好的土地,占补平衡回来的土地大多很差,一般是到山地上开一点、荒地上开一点、滩涂上再围垦一点。”

“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的粮食年产量稳定在了1.1万亿斤以上,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陈锡文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记忆,从未从与他同龄人的记忆里抹去。

自2004年以来,为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央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同时建立起农业补贴制度,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传统的“财源”基本上“枯竭”。这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

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两条政策:提价和补贴,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这个传统产业,保住这个产业,“否则它会彻底崩溃”。

2009年,孙政才从农业部部长任上调往吉林任省委书记。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即是确保粮食安全。

然而,供给奇迹般的增长,却仍然赶不上消费的增长。目前,中国基本粮食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而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

“农业也是政治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产粮大省,中央管得很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一方面要杜绝农民撂荒土地,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地方政府的gdp诱惑和冲动。”

根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数据,1996—2006年,全国耕地减少了1.24亿亩。这些减少的耕地大部分发生在南方,其中一多半是因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的稻田。

2006年,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土壤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调查,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另有污水灌溉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者合计1.85亿亩,占中国耕地总量1/10以上。这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调查数据,而全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在此之后。

中国人正越来越养活不了自己: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使得粮食主产区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从未停止;土地失控,使得耕地流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耕地“18亿亩红线”难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问题,直接危及粮食安全。

然而,中国农业走出去喊了这么久,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现在看来,更多地局限于传统思维,购买或租赁别国的土地进行耕种。但因为土地问题过于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农药可能带来的污染,所受限制越来越大。

马荣荣认为,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控得住经济发展对土地侵占,则控得住粮食安全是没问题的,假如控不住,那将很糟糕。“现在看来,国家从上到下应该说已经基本控制住,但未来经济继续发展,腾挪出一部分良田来为经济发展服务,这个趋势仍然不会改变。”

“人口的总体流向总是往高利润的行业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高端人才大多进入了房地产、信息、金融等领域。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挖煤已经是最苦的活了,但还是比种田赚钱啊。”

耕地占补平衡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耕地保护的基本制度,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建设单位必须补充相应的耕地,以保证耕地不减少。

“40多万台‘战车’调到那里大兵团作战,这个规模不得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日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演讲描绘到这一场景时,台下的军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未有机会指挥过那么多的“战车”,亦从未见过那样恢弘的“作战”场面。

农区与工业化发达地区强烈的利益对比,也激发了国家重点农业县对推进工业化的冲动,希望借此改变粮食大县、经济弱县的尴尬境况。

指挥“作战”的是中国农民,他们创造了中国自2004年开始的粮食产量九连增。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5.9亿吨,增长了93%。若无意外,十连增或将在今年实现。

为了缓解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中央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财政支持,但这并没能带来多数粮食主产区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上差距的明显缩小。“国家每年补贴粮食主产县8000万。”但李国祥到下面调研发现,“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真正到县里,大约只剩1000万。”

这样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对耕地的侵占,另一方面土地污染也成为了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污染会导致粮食质量和产量下降,甚至绝收。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经合组织(oecd)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 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根据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仅以黑龙江与广东两省为例:2009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4353.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136.2公斤;广东粮食总产量为1314.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26.0公斤,前者分别是后者的3.3倍和9.0倍。同年,黑龙江省一般预算收入641.7亿元,其中税收收入441.3亿元;而广东省一般预算收入3649.8亿元,其中税收收入3130.6亿元,后者分别是前者的5.7倍和7.1倍。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粮食生产保持了快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

中国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吨。

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这一切就是在最近10年发生的。10年前,那里还是空旷的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

陈锡文认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科技创新,需要经营体制创新,需要国家的支持保护,需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体系。”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

但被扭曲的土地占补平衡政策对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以宁波为例,该市一共有360万亩的耕地,310万亩是(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这么多土地是存在的,没有虚假,但真正能用的耕地只有二百五六十万亩,剩下的100万亩占补平衡回来的耕地非常贫瘠。”

李国祥研究发现,土地价格越高的地区,耕地流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中等地价地区的耕地流失速度也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6年7月,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部委曾联合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但这一数据至今未曾公布。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徐小青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认为,18亿亩红线必须要保住,这是一个硬约束条件。

而根据《2013—2022年农业展望》报告中引用的最新数据,中国受不同程度污染的耕地已占到耕地总面积的近20%。该报告描述,城郊农田遭受污水、生活垃圾等污染物污染,矿区周边农田遭受矿渣和有害采矿排水污染,工厂周边农田遭受工厂排放污水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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